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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正毅,上海滩周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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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9-21 17:25: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961年,周正毅出生在上海。那时的中国正处在困难时期,很多人吃不饱饭,周正毅也不例外。他来自上海的杨树浦路,这里当时产业工人聚集,多住在低矮的棚户屋里。

他还有3个姐姐1个哥哥,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是在国企工作的父亲。母亲以馄饨摊贴补家用,经济收入仅够维持全家家用。

1977年,16岁的周正毅初中毕业,但是在他自己写的简历里,却一直以“小学文化”自居。因为1977年正值文革结束,当年各类学校的学历均不被承认。周正毅在这件事上倒是蛮实在的,真不像日后他夸大资产、到处撞骗的样子。中学毕业后,周正毅顶替父亲的名额进了上海电站辅机厂下属的一个集体企业,成为了一名会计,每个月月薪只有30块。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许多人下海经商,后来就成为了“先富起来”那一批人。

八十年代初,受到时代大环境影响,周正毅下海闯荡,开了一间小小的香烟小卖部,主要经营外国香烟,还有当时算是新鲜的一次性打火机、南方批发进货的小饰品。应该说,周正毅当时勤勉努力,十分用心地经营他的小生意。“周正毅在做生意方面脑子的确蛮好!”他的一个朋友感慨地回忆。那时他还兼做外币生意,经常到当时上海的华侨商店门口做过“打桩模子”。所谓“打桩模子”,就是站在银行和华侨商店门口,不断地询问行人是否要换外币的外汇“贩子”,社会地位极低。他中午节约得连一碗面条都舍不得吃,几只冷馒头就打发了一顿中午饭。

周正毅也瞅准时机,用之前打工攒下来的积蓄开了一间馄饨店。但或许馄饨店只是一个幌子,周正毅真正看中的是另一块肥肉。

那时由于日本首相访华后带回去一瓶中国的“章光101生发水”,这款生发水迅速成为爆款。

1986年,兴起一股到日本留学淘金的风潮。周正毅用了一个留学的名额去了日本。不过他真正的目的是来日本跑水货,以“留学”的名义把洗发水拿到日本去卖,果不其然销量大好。

在日本,周正毅除了赚到第一桶金之外,还遇到了他生命中第一个贵人。
这位贵人的姓名已经不可考,只知道是一位香港富婆。他在一个餐馆中救了一个香港富婆。当时这个富婆被一班日本流氓盯着,周正毅挺身而出救了对方。

两个人很快就同居在一起,听闻周正毅想做大生意,富婆马上豪爽的拿出600万给他当启动资金。

据说这个出身寒微的男人,几乎对所有年龄的女人都有强大的杀伤力,他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评价:“周正毅这个人,对女人的魅力无穷。十个女人碰到周正毅,九个要昏倒,我们也搞不懂,女人就是肯为他花钞票,哪怕是他刚认识的女人,这点本事,你不服都不行。”

未去日本前,他曾结识过一个漂亮女孩毛玉萍,最初郎情妾意的两人合伙经营过一个小百货商店,但不久后就分道扬镳。

周正毅去日本“捞金”,毛玉萍则去了香港。

毛玉萍也是上海人,与周正毅年纪相若,年轻时颇多姿色。据其自称,80年代后期持单程证到香港一皮革厂当女工,月收入一万多港元,以此积攒了第一桶金,从而返回上海滩创业。但也有传言,她是八十年代后期闯深圳的风尘女子,是在风月场所积累的第一桶金。

坊间传闻,“八面玲珑”的毛玉萍结识了两位东南亚“干爹”,并借此一度在商圈中混得风生水起。其后,又在香港结识了一个有钱人,为对方生下一子,随后分了手,并得到了一笔“创业资金”,回到了上海。

1989年,28岁的周正毅回到上海,

与已“腰缠万贯”的毛玉萍浪漫重逢,
两人重拾旧爱,又一起合伙做生意。

1994年,毛玉萍跟周正毅买下了上海黄河路一栋5层的老房子,每户人家给了50万“遣散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天文数字。然后拆掉盖成了豪华饭店阿毛炖品。这家饭店是当时上海最顶级的餐厅之一。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凭借着毛玉萍的“财力和人脉”,这里红极一时,被称为“银行公共食堂”,无数上海达官显贵纷至沓来,年收入约1000万。

很多上海人都记得这家炖品店给人留下的奢华印象,人们也必提及经常停在店门口的一辆红色法拉利超跑——据说这是全上海的第一辆法拉利,为周正毅所有。

同时毛玉萍还经营KTV、桑拿等。当时不少达官贵人都喜欢去阿毛炖品吃饭,二人迅速积累了人脉,在上海滩开枝散叶。

1992年南巡后,陈良军初入商海,毛玉萍、周正毅杀入上海滩,陈良军大哥仕途扶摇直上,三件事几乎同步展开,刚开始是平行发展,后因为陈良军与周正毅在黄河路的相识而发生了极为紧密的交集。

三十多岁的陈良军自然也不想错过这时代的大潮。自从十多年前从农村插队回来之后,他一直在一家街道工厂工作,看到大他九岁的大哥慢慢飞黄腾达起来,作为从小备受父母宠爱的小儿子,他心里感到极不平衡。他幻想着在市场中大干一场,展现自己的天纵之才。已是黄浦区区长的大哥,正值政治进步发力期间,尚还爱惜自己的羽毛,并不想在自己地盘上直接帮助这个弟弟。但是领导的手下人却嗅到了陈良军的想法。

区房管局吴明烈局长,为了拉近与区长的关系,费尽心思讨领导家人欢心。吴局长知道陈良军是领导父母的心肝宝贝,而领导又是个大孝子,因此他和陈良军混得烂熟。

陈良军看到黄浦区新开了很多饭店,家家生意兴隆,十分眼红。
这一切都在吴局长的眼里。吴局长主动找到陈良军,提出可以帮助他在黄浦区的繁华地段黄河路上找一个门面来开饭店。陈良军致富心切,一口应下。
但他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多少资金,所以酒店装修简单,环境一般。而且面对管理难度较高的海鲜类饭店,他在经营上也是颠三倒四,食材不佳、菜品陈旧。如此一来,生意自然潦倒。
酒楼经营虽然惨淡,但这却让初入商海的陈良军打开了视野。

南巡之后的黄河路,变成了上海滩一条以餐饮著名的大马路。就在这个时候,女强人毛玉萍也带着她传奇的故事,与情郎兼合伙人周正毅,进入了黄河路的餐饮界。
这个颇有传奇色彩的“夫妻”,一到黄河路,就出手不凡、亮相非常。他们不租店铺,而是直接全款买下了一整个独栋五层楼作为店面,以当时上海滩权贵中最为风行的粤菜为主打。自此,“阿毛炖品”的酒店招牌,明晃晃的挂在了黄河路。

“阿毛炖品”开业之后,生意兴隆,而且往来无白丁,金钱与权力在这里交汇,这一切让整个黄河路为之轰动。
陈良军听说其场面后,更是唏嘘不已。

这时的陈良军没有想到,毛玉萍和周正毅这对八面玲珑的社交闻人,早就知道了此时他的身份,大领导的亲弟弟。但他们欲擒故纵,装作一点也不知道此事,而是暗地里找了一个陈的小兄弟,找机会请陈良军到“阿毛炖品”吃饭。
陈良军受到热情款待,一众名媛环绕他左右,而小他六岁、玉树临风、谈吐不凡的周正毅,更是让他印象深刻。
陈良军受宠若惊,因此也推心置腹,与之结交。
如此一来,惺惺相惜,两相契合,很快就打得火热。
此后,陈良军和周正毅结拜为兄弟,场面上几乎不分彼此。

周正毅和毛玉萍虽然出身卑微,但是他们却有着地道的海派作风,就是在朋友圈中先广为耕种,不问收获。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无所图,只不过他相信时机成熟,自然会有所报答。
这样在外人看来就是心胸、气派、格局、视野的海派作风,彻底征服了陈良军,以至于他认为能和周正毅这样的人结拜兄弟,乃是一种荣幸。不过陈良军越是服气、膜拜、信任周正毅,周正毅越不会通过陈良军求陈家大哥办什么事情。

陈良军很欣喜,他认为自己三生有幸,可以结识到毛玉萍、周正毅这等人物。在陈良军眼中,虽然大哥位高权重,却一点也不值得羡慕。每天处处小心,时时曲意逢迎。他更欣赏周正毅的生活,觉得他过得非常洒脱。他决定在周正毅的指导下,大干一场。

1995年2月23日,时年34岁的周正毅,一朝鸡犬升天,成为“327国债案”的受益者,一夜间成为中国亿万富豪俱乐部成员。

1995年,趁着国企职工股上市流通的高峰期,周正毅看准机会,倾囊所有,仅用几块钱的成本价大量收职工股。等到这些职工股一上市,马上就会涨到几十元。然后套现离场,赚的十数倍甚至几十倍的暴利。

他们二人终于变成了资本家。现在,他们可以去更大的赌场去搏一把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周正毅以结拜兄弟的桃园之情,点拨陈良军到黄浦区去收购即将上市企业的职工股。陈良军虽然没有本钱,却也倾其所有,和母亲一起出手炒了一把,母子都发了一笔股票财。
陈良军母子都非常感激周正毅。周正毅和毛玉萍因此也多次见过陈家老母亲。海派作风再次登场,他们到陈家必是厚礼一份,并以干妈、干爸之称,但却从不问陈家大哥的事情。

周陈两家关系日益紧密,陈家大哥经常听陈良军及母亲夸赞周正毅,日子久了,也就逐渐认可了周正毅。陈家大哥带给他们的回报也即将到来。

结交银行找资金 涉足地产搏巨利
周正毅的确很有股市头脑。他不仅在内地方兴未艾的股票市场上赚的盆满钵满,还与熟知香港的毛玉萍,一同在港股市场上搏击。

这时候周正毅的牌面越来越大,东方卫视主持人齐声称呼的“周公子”三字,也就是这时候开始出现的对周正毅的称呼。

要知道,二十年前,他还是集体工厂的“小周会计”;十五年前,他是华侨商店门口倒腾外币的“光榔头”(得名于当时周正毅剃光头);十年前,他也不过是在日本搬运尸体下楼的无名上海仔。
与之而来的,出入“阿毛炖品”的头面人物越来越多。

尤其是商业银行新贵在酒店豪华包间的出现,让周正毅又看到了一条致富新路。

商业银行,一头要巴结客户,一头又要被客户巴结,因此银行领导应酬极多。而有阿毛炖品这样的高端场所,自然是银行实权领导的“后花园”。在常来“阿毛炖品”的银行领导中,有一位乃是上海银行界的精英、未来共和国商行领袖——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刘金宝。
搞定刘金宝,多是“夫人之力”——得益于毛玉萍的手腕。

刘和毛之间,互为帮扶、关系紧密,常以兄妹相称。甚至有人说,在1997年之前,毛对她“哥哥”刘金宝的帮助可能更多一些,因为刘结识的很多上海滩名流,都是毛“妹妹”牵线搭桥的。
恐怕这又是毛玉萍、周正毅的海派作风的体现。很快,刘金宝,以及其他很多银行领导们,带给他们的回报就来了。

1997年,刘金宝调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同年,周公子和毛玉萍杀往香港。他们利用银行资金,在股市上到处兴风作浪,做庄炒股,一时间竟创造出几只妖股。
但这时候的周公子虽然是资本家了,但只是单纯依靠“阿毛炖品”和名不转经传的室内装饰两块产业,年利润上千万都困难。炒股虽然发了些财,但还远远谈不上是资本大鳄。
周公子惯用的“以小博大”的手法,在这时候又发挥了作用。

1997年,香港金融危机他们从中银香港分行贷出了21亿港币,抄底了大量长江实业、和记黄埔等李嘉诚旗下的蓝筹股。

危机过后,再次将资产抛售,一买一卖间,身价又翻了好几倍。

1997年11月,周公子以正艺装饰发起设立资本金为1亿元的农凯集团。农凯集团由上海市农委同意建立,多家发起人中,正艺装饰持有的股权不过5%,但周公子还是被选为董事长。这就是周公子借鸡生蛋之妙招,别人投大钱,自己实际控制。
此后,周公子筹措到资金后,农凯集团的其他发起人的股权转让给他,让他在农凯集团的股权占到67%,“农凯系”的“母机”农凯集团自此归到周公子名下。

随后“农凯系”版图不断扩张,主要手段是通过交叉控股、重复投资等方式虚增资产,然后再利用股权质押、信用证等方式向银行融资,融资得来的钱再去并购货真价实的优质企业,以此迅速打造自己的商业帝国。

所以,农凯集团本身经营业绩泛泛,但资产膨胀速度惊人。顶峰时期拥有四家上市公司,及成为多个金融机构的第一大股东。
而这其中的关键点是如何骗过银行的授信放贷审核一关。正常来讲,银行是有着严格的授信审批、风控管理,轻易不会被蒙骗,但是奈何这些风险防控手段早已被周公子和毛玉萍在“阿毛炖品”的饭桌上轻而易举的化解掉了,这其中,刘金宝功莫大焉。

1999年4月,周正毅以8600万港元购入渣甸山白建时道81号900多平方米的独立大屋,与刘銮雄为邻,并“花3000万港元豪华装修”。8600万港元的买价甚至超过上手业主于1997年楼价高峰时的购入价,令地产界哗然。周正毅时常成为香港媒体的头条新闻。

随后,毛玉萍花了600万港元,在铜锣湾开了一间3层楼高的美容美发中心,城中一度风光无限。

那段时间,香港媒体关于周氏夫妇的吃穿住行极度关注,“什么都要以香港最昂贵价位为标准”是媒体对两夫妇的总结。

奢靡的生活也给周氏夫妇打造了绝对豪华的朋友圈——毛玉萍和香港名媛荣文蔚成为好姐妹。

1997-2001年是周公子春风得意的时期,不但将农凯集团揽在名下,还在多宗投资上有所斩获,“农凯系”风头正盛,“上海首富”之名也自此传出。
在资本市场上玩的风生水起的周公子,看到了香港楼市的暴利,所以自然而然的认为自己应该在上海这个房地产方兴未艾的城市大干一场。
而恰巧此刻,上海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获批,史无前例的城市开发即将拉开帷幕。
周公子摩拳擦掌,他相信他将在这个东方明珠书写出自己的荣光!可是谁能想到,他,还有一众上海滩领袖,竟因此星光暗淡、身陷囹圄。
说话间到了

2001年周正毅与香港女星杨恭如相识,两人的绯闻传得满城风雨,周正毅出手相当阔绰,送百万豪车房产,但谁能想到,这时候的周正毅已经资不抵债了。

2002年,陈家大哥正式担任市长,高声叫喊“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城市要变样,无非是两条路:拆旧城,换成高楼大厦;拆城郊,建新区新城。
上海的市中心静安区的东北部的一个地块,被列入了拆迁计划,涉及住户一万二千家。

2003年,《新财富》对周正毅的资产进行了评估,总额达25.8亿,但周正毅炫耀说自己资产已达400亿,是真正的中国首富。

上海市当时出台了个政策:旧城改造过程中,同时开发商可以享受“土地出让金为零”的政策,但是拆迁居民应就地回迁。这一政策可以解释为是政府不与民争利,让开发商给拆迁户更多利益,因为政府收入为零,相应的拆迁户获益就会更多。
“土地出让金为零”,这一条就使得上海滩的冒险家激动得浑身颤抖
相比于今天——开发商在拿土地的时候必须首先支付巨额土地转让金,而这笔钱必须是开发商自有资金。那时候土地转让金为零的要求,简直是给了开发商史上最大的杠杆,堪比空手套白狼,因为胆子大的冒险家,完全可以先0分钱拿地,然后抵押土地融资,再进行拆迁开发。

当然,这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肥肉,整个区域内有居民1.2万户,单靠开发商自身实力去干拆迁这种极为复杂的工作,手段很少、难度很大,而且居民要的条件肯定很高。因此除非实力极强、拆迁经验丰富的开发商,轻易是不敢动作的。
但这样的条件,却十分适合周公子。因为周公子的性格,恰恰是那种只要有一分的实力,就敢干十分的活。

周公子毫不犹豫地把这块土地拿了下来。因为他此时手中有三张王牌:
一是冒险精神,二是与银行密切的关系,三是陈良军母子。他坚信,有此三张牌,足以干所有的事。
周公子找到了陈良军,以一万股农凯系股票作为“酬劳”,请他出马参与地块的开发。陈良军当时在股市遇到了点问题,面对送上门的股票,他毫不犹豫收下了。而且他认为,自己是凭本事吃饭,无非是拿着周公子给的“薪酬”去给他打工。

陈良军的“工作能力”真的很强
没有经过土地招拍挂程序,《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便迅速签订,地块被转让给了周公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香港佳运投资有限公司”,而这个公司根本没有在香港进行过注册登记,也自始至终没有办理过法律要求的“外商投资批准证书”。
更厉害的是,“香港佳运投资有限公司”又迅速与政府又签订一个《委托拆迁及大市政设施配套合同》,大意是公司把拆迁的工作又委托给了政府,如此一来,周公子只需要掏钱,而最头疼的拆迁却委托给了政府代劳。这个钱也不多,一年内支付拆迁费9.74亿即可,远低于市场估计的30亿元的拆迁费。
有意思的是,具体操刀这个项目的相关负责人,正是九间打虎录之前整编的某位省长的师兄——江西大学哲学系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专业77级。

其实这种操作在当年,乃至于今天,都不少见。有几个开发商是真正的去土地交易市场拍地呢?大部分不都是提前勾地(勾兑土地)吗?
这个土地开发项目,外部环境全都摆平,开发商周公子拿到的条件简直是优厚的无以复加。只要他按照最基本的能力去推动这个项目,那他注定是赚的盆满钵满。
但问题偏偏出在了周公子的自己身上。终于,自身实力不足与过于激进的冒险主义,让这位冒险家付出了代价

面对1.2万户拆迁人家,与仅有的9.4亿拆迁资金,受委托进行拆迁的政府当时想把一大部分居民拆迁到城外,而不是原地回迁。这就导致了部分拆迁户的强硬反弹,甚至前往北京上访。
但当时政府尚有能力控制局面。或者说,只有周公子的拆迁资金准时到位,是可以快刀斩乱麻,迅速拆迁、迅速了事。

但政府显然是太相信周公子了。其实,周公子之所以拿下这块地,除了想在地产开发上赚的暴利外,也想通过土地抵押向银行贷款,以缓解当时他正面临的资金链紧张问题。

2003年,周公子用地皮做抵押,向交通银行贷款6.5亿元。同一天又向上海农业发展信用总社贷款3.5亿元。这些钱完全可以用来支付全部拆迁费用。但是偏偏这个周公子,把10亿元资金全部用于在香港收购上市公司、填补农凯系公司的资金空缺。
他原本以为可以拆东墙补西墙,把钱先用在资金链已经断裂的地方。自己在政府这背景硬,觉得政府完全可以看在陈良军的面子上,把拆迁的事情先控制住,以等待他在别的地方找到钱再来填拆迁费这个窟窿。
但是谁也有没想到,周正毅这个冒险计划遇到了拆迁户的强硬维权,这让政府十分难看。而更为要命的是,这为他自己的倒台,及陈良军家人的倒台,打开了引爆器。

倒台的导火索是周正毅在香港大举收购上市公司的资金来源。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量违规向周正毅放款,而且数量极大,这引起了纪委的注意。

2003年5月22日,时任中国银行香港总裁的刘金宝忽然接到中国银行总部“紧急回京开会”的通知,并被告知会有新的人事任命。当时,银行业界正盛传刘金宝将出任交通银行行长的消息。所以当天下午出现在北京中行大厦的刘金宝,安排好了当晚的饭局,随即回到下榻的中国银行的中苑宾馆。
但是就在这中苑宾馆里,他被守候多时的纪委干部扣留,接受“双规”,并开始对其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及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裁期间涉及的违规贷款问题进行调查。
五天以后,纪委行文到上海,命令公安局对涉案人员周正毅采取强制措施。从而,不仅与刘金宝合谋从银行骗贷一事坐实,其与陈良军一起搞地块开发的黑幕也被挖出。

更严重的是,陈良军也迅速被控制住了。

据说,周公子在听闻刘金宝出事后,曾与陈良军密谈,请求陈良军找大哥“帮帮忙”。这是周公子深知刘金宝一出事,必定会牵扯出自己。但是事出突然,陈良军根本没来得及把这事告诉大哥。

但是大哥毕竟是大哥,在一阵慌乱之后,他迅速稳住了阵脚,并将周公子一案弄到上海审理,而没有被异地审理。如此就好办了。

2003年5月,周正毅的两家公司被传出财政危机,其位于上海的四处房地产项目均进程缓慢,为堵住“上海首富缺钱”的悠悠之口,5月中旬,周正毅给上海科委捐献2000万现金,但纸包不住火,2003年9月,周正毅东窗事发,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带走调查。

周正毅被捕不久,高层领导公开表态,对周正毅这样扰乱经济秩序,危害社会的不法分子、不法企业主一定要坚决依法严办,让他们在上海无立足之地。

随后,上海市一中院在2004年6月
周正毅因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以及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4000万元罚金,有期徒刑三年。避开了周公子以诈骗手段获得土地和银行贷款的事实。

锒铛入狱的周正毅不仅没有丝毫悔改,反而继续高调炫富,将炫富进行到底,周正毅觉得牢房太热,便自费给每一间牢房都装了空调。

而且周公子在监狱甚是潇洒,一是像很多要员一样使用化名,这样绝大多数的监狱干部都不知道周公子正在提篮桥监狱服刑。二是周公子不用参加劳动,也不参加犯人们早晨五时半的出操。吃饭时别的犯人都要排队打饭菜,周公子则由劳役犯人代劳。

周正毅在监狱的日子过得十分舒坦,单人间,四菜一汤,能看电视能用手机,“会见”亲朋好友不用去专门的“会见大厅”,由此有了“周正毅在监狱开董事会”的传闻。此外周正毅甚至买通专职看守他的监狱干部俞金宝,希望能够减刑,周正毅出狱三个月后,俞金宝被双规。

“周正毅在监狱里享有的待遇之好,我从警那么长时间都没见到过。服刑一段时间后,周正毅就干脆搬到俞金宝(某监狱干警)的办公室里起居。那里空调、电话、电视、影碟播放机、音箱、冰箱、沙发,应有尽有”
一位监狱干警日后这么说道。

2006年,在监狱过了两年多舒服日子后,周公子默默走出上海提篮桥监狱,随即钻进一辆早已等候的私家车,不见踪影。这让出狱当天凌晨起即在监狱门口守候的大批记者扑了个空。
但是,周正毅还来不及回家洗尘养神,更大的事情已然在等着他了。而这一次,就算是陈良军,也帮不了他了。而且,他的夫人毛玉萍,在几个月前被香港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毛玉萍被捕后,各方人士纷纷出手。

毛玉萍的代表律师向法庭提交新世界发展集团主席郑裕彤、星岛集团主席何柱国,以及著名艺人成龙的求情信,指毛玉萍热心公益事业,希望从轻发落。毛玉萍儿子也向法庭递交了求情信,以证明毛玉萍的人格。

2008年10月,毛玉萍出狱。自此,毛玉萍以香港名媛的身份活跃于香港富豪圈。

2012年10月,原配找上门了。当时,杨恭如在铜锣湾一家餐厅用餐,结果来了一个少妇,当场扇了杨恭如一个耳光。杨母报警,事件被无限扩大。这段纠缠不清的关系终于摆上台面。

杨恭如就此被冠上“狐狸精”的名号。

事件发生后,杨恭如一反常态,一再表示,自己不知道周正毅已婚,更表示与周正毅没有关系。但周正毅却坚称会继续和杨恭如交往。

周正毅此举令毛玉萍心寒,更惹得毛玉萍所在的名媛圈对杨恭如集体封杀。

当周公子在提篮桥监狱潇洒自在时,上海滩风云变幻。一大批资本大鳄横空出世,在腐败官员的“带路”下,与社保资金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人民的养老钱,成了他们谋取私利、资本积累的廉价工具。由此,震惊全国的“上海社保案”露出水面。
周公子虽然与社保案没有什么联系,但是他当年的骗贷与土地开发等问题被再次拿了出来,因为这件事不仅涉及到他个人,也涉及到了社保案中的一些重要人物。

纪委将他扣留,以协助调查,并很快从他口中掏出了相关线索。
陈良军也再次被羁押。这一次,他很难指望自家大哥帮他摆平了。因为大哥在“社保案”风声日紧的情况下,已深感大势已去,他最后能做的一件事情,只是安排让独生儿子消失在世人的视线之外。

上海滩繁华热闹的十里洋场,乌云密布,一大批权贵倒下了。

曾经的周公子,刚走出提篮桥监狱没多久,又“喜提”十六年有期徒刑。

“社保案”中一位锒铛入狱的资本大佬的弟弟,曾如此感慨自己哥哥的遭遇:“哥哥被抓走时只穿了一双拖鞋,并且身无分文。”

好一个“男男女女,人千人万,那一个不说是天理昭彰,报应不爽!”

可是这个道理,周公子在吃了十多年牢饭后还是没有想明白。虽然他嘴上“我已经对赚钱绝对不感兴趣了”,但是他行为依然那么高调张扬,一场别开生面、规模颇大的祝寿宴会,又让他以绝对负面形象站在了聚光灯下。

有没有人告诉过他,他办生日宴的万达瑞华酒店,是前中国首富王健林的产业,王总在“小目标”的言论后,生意上遇到了不少麻烦。而去年10月,另一个前中国首富马云在此发表了21分钟演讲,随后遭遇滑铁卢。

2000年,周正毅在胡润富豪榜排名第94位。

2001年,他的排名上升至第41位。

2002年《福布斯》杂志评他为内地富豪第11位。

2003年9月,担任上市公司上海地产董事长的周正毅因涉嫌操纵证券价格交易犯罪被逮捕。

2004年6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周正毅有期徒刑三年。

2006年7月,周正毅出狱后三个月,俞金宝被双规。

2007年11月30日,周正毅因犯单位行贿罪、对企业人员行贿罪、行贿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判“喜提”十六年有期徒刑。

2020年9月20日,三次减刑的周正毅在入狱13年后提前出狱。

人家入狱那些年,资产被冻结。结果躲过了金融危机,资产不降反增。

16年牢狱钱不仅没少,还赚了30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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